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廉洁八位官员大义退玉璧 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：
  司马迁任太史令时，朝中最得势的将军李广利千方百计想拉拢他，便派家人给他送来一对珍贵的玉璧。　　司马迁之女妹绢见这对晶莹透亮的玉璧非常喜欢，司马迁却开导女儿说：“玉璧贵在无瑕，人也应如此。如果我收下这对玉璧，心灵上就会留下斑污，并要受制于人。”说完，便命人把玉璧退了回去。　　拒收金错刀 汉代天文学家张衡：  　　张衡曾两度任朝廷太史令，永和初年又出任河间相牗地方官牍。当时，世风日下，弊政甚多，但张衡法治严明，着力打击那些地方豪强劣绅。为此，有的豪富便派人暗中送来“金错刀”，进行贿赂。　　然而，张衡并没有被金钱所诱惑，他愤然拒收“金错刀”，使这些富豪的阴谋彻底破产。张衡坚持“法治不失志”，过了不久，郡中上下肃然，民风大正，百姓安居乐业。妙语辞宝砚 北宋宰相王安石：
 　　善诗好文，且酷爱收藏文房诸宝。有一位地方官员为了巴结这位朝廷重臣，特意登门送来一方宝砚，并在王安石面前不停地夸奖这方宝砚“呵之即可得水”。　　王安石听了后，笑着反问他：“纵得一提水，又能值几何牵”羞得那人无言以答，只好收起宝砚起身告辞而去。　　黄金难换心 明代李汰：　　任朝廷主考官时，有一年在福建主持科举考试。一天深夜，有位求情者送一包沉甸甸的黄金，请他给予通融，当即遭到李汰的回绝。他还挥笔写下了一首表露心迹的拒贿诗：“义利源头识颇真，黄金难换腐儒心。莫言暮夜无知者，须知乾坤有鬼神。”　　檄文禁馈送清代乾隆年间，张伯行出任江苏巡抚。上任伊始，他便公布了一份别出心裁的官箴《禁止馈送檄》：“一丝一粒，我之名节：一厘一毫，民之脂膏。宽一分，民受赐不止一分；取一文，我为人不值一文。谁云交际之常，廉耻实伤。倘非不义之财，此物何来牵”他正是这样惠政砺己，廉洁自律，始终不违誓言，在历史上享有“江南第一清官”之誉。　　施公名施世伦：　　当时是有名的清官，人们把他比之于包公，他的事迹在民间特别是在江浙一带广为流传。 《施公案》讲述的是他在侠士黄天霸的协助下侦破疑难案件，惩治恶霸豪强，救助无辜受害百姓的故事。施公的足迹遍及江苏省：在江都(今扬州市)，捉拿佛门败类九黄僧人、七珠姑姑，擒获恶霸关升； 在天津关，平息了苏州船帮与杭州船帮的打斗；在徐州、宿迁县，收伏张桂兰、 郝其鸾；在沭阳县，捉拿郎如豹；在赣榆县，处决假知县毛志虎；在海州，破落马湖水寨，执水贼之首；在淮安，破何氏妇杀丈夫案、费德功控民女案，杀盗贼余成龙、杀恶霸。于谦：  　　明朝杰出的政治家、军事家、监察御使，他很注重清廉自律。宣德年间，他由河南巡抚调京任兵部侍郎时，河南幕僚劝他：“你不向上司献金玉，就带上点土特产吧！如绢帕、蘑菇、线香之类的。”于谦听罢仰面大笑，笑罢秉笔赋诗以明志：“绢帕蘑菇与线香，本资民用反为殃。清风两袖朝天去，免碍阎罗话短长。”　　诗里行间的蘑菇、绢帕和线香是供人们使用的，如果都被当官的拿去讨好了上司，就会给人民生活所需带来困难，不要让老百姓指戳脊背。从此“两袖清风朝天去”挂上他的门楣，以示不为利禄所动。“两袖清风”还被引申为“品德正直清廉官员”的代名词。　　于谦为官之清廉刚正，一生家无私积，是与他青年时代读书写下言志诗《石灰吟》密切关联的：“千锤万击出深山，烈火焚烧若等闲。粉身碎骨浑不怕，要留清白在人间。”　　郑板桥：  　　康熙秀才、雍正举人、乾隆进士，又是清代著名的诗人，金石、书画家。　　他在山东潍县任知县时，为官清廉，关心民间疾苦，深为百姓拥戴，有诗为证：“衙斋卧听萧萧竹，疑是人间疾苦声。 些小吾曹州县吏，一枝一叶总关情。”于成龙：  　　生于明万历四十五年(1617年)，卒于清康熙二十三年(1684年)，乃山西永宁(今离石)人。明崇祯年间，他曾考取过副榜贡生，倡导经世之学。清取代明而起后，他于顺治十八年(1661年)，被提为广西罗城县知县，从此开始了其清正廉明的仕途生涯。此后，由于其政绩昭著，又屡被提升。曾先后出任四川合州知州、湖北武昌知府、福建按察使、布政使，及直隶巡抚、两江总督等职。　　1684年，因积劳成疾病逝于两江总督任所。死后被謚为“清端”。其著作有《于清端公政书》。康熙二十年，其任直隶巡抚时，康熙就曾称誉他是“清官第一”，其病逝不久，康熙于同年南巡时，又在“延访吏治理，博采舆论”，对各级官吏进行稽核考察的过程中，再次称赞说：“原任江南、江西总督于成龙，操守端严，始终如一”，其“居官清正，实为天下廉吏第一”。      曾国藩的“五勤”之道  　　曾国藩在论为官之道时有说为官者当有五勤：“一曰身勤：险远之路，身往验之；艰苦之境，身亲尝之。二曰眼勤：遇一人，必详细察看；接一文，必反复审阅。三曰手勤：易弃之物，随手收拾；易忘之事，随笔记载。四曰口勤：待同僚，则互相规劝；待下属，则再三训导。五曰心勤：精诚所至，金石亦开；苦思所积，鬼神亦通。” 　　曾国藩的“五勤”之道虽是为官之道，同时也是为人处世之道，今天我们重温曾国藩的“五勤”之道，或许我们从中能得到不少收获。 　　身勤 　　曾国藩所说的“身勤”就是身体力行、以身作则。《论语》有曰：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。”说明一个人无论做什么，要想真正达到一个灵魂影响另一个灵魂，就必须明白言传不如身教。只有身体力行、身先士卒，才是为人处事之道。我们常说“喊破嗓子，不如做出样子。”曾国藩曾说“余谓天子或可不亲细事，为大臣者则断不可不亲”。曾国藩是这么说的，也是这么做的。他在军中要求自己每天早起，不论是什么样的天气，不论是什么样的环境，他一定“闻鸡起舞”，练兵督训，办理各项事务。曾国藩对军中将士说：“练兵之道，必须官弁昼夜从事，乃可渐几于熟。如鸡孵卵，如炉炼丹，未可须臾稍离。”就是这样，在曾国藩的影响下，“早起”成为军营中的无声纪律，他手下的幕僚、将领无不早起练兵。在曾国藩的影响下，湘军逐渐强大起来，成为与太平军抗衡的主力军。 　　眼勤 　　曾国藩所说的“眼勤”是从细微之处识人。曾国藩的谨慎是出了名的，尤其表现在他用人方面。曾国藩概括为八个字：“得人不外四事，曰广收、慎用、勤教、严绳。”曾国藩谨慎用人，就是要做到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。他指派李鸿章训练淮军时，李鸿章带了三个人求见，请曾国藩分配职务给他们。不巧曾刚好饭后出外散步，李命三人在室外等候，自己则进入室内。等到曾散步回来，李请曾传见三人。曾说不用再召见了，并对李说：“站在右边的是个忠厚可靠的人，可委派后勤补给工作；站在中间的是个阳奉阴违之人，只能给他无足轻重的工作；站在左边的人是个上上之材，应予重用。”李惊问道：“您是如何看出来的呢？”曾笑道：“刚才我散步回来，走过三人的面前时，右边那人垂首不敢仰视，可见他恭谨厚重，故可委派补给工作。中间那人表面上毕恭毕敬，但我一走过，立刻左顾右盼，可见他阳奉阴违，故不可用。左边那人始终挺直站立，双目正视，不亢不卑，乃大将之材。”曾国藩所指左边那位“大将之材”，就是后来担任台湾巡抚鼎鼎有名的刘铭传。 　　曾国藩从细微之处识人，练就了他的一双慧眼，曾府幕僚鼎盛一时，幕僚们在曾国藩平定太平军的过程中出谋划策，立下了赫赫功勋。 　　手勤 　　曾国藩所说的“手勤”其实就是要养成一个好习惯。总结起来，他一生养成了三个好习惯。一是反省的习惯。曾国藩每一天都写日记，他曾说：“吾人只有进德、修业两事靠得住。进德，则孝悌仁义是也；修业，则诗文作字是也。此二者由我作主，得尺则我之尺也，得寸则我之寸也。今日进一分德，便算积了一升谷；明日修一分业，又算余了一文钱；德业并增，则家私日起。至于功名富贵，悉由命走，丝毫不能自主。”曾国藩通过写日记进行修身，反思自己在为人处世等方面存在的不足，通过这样的反省，不断修炼自己。二是读书的习惯。他规定自己每天必须坚持看历史书不下十页，饭后写字不下半小时。曾国藩说：“人之气质，由于天生，很难改变，唯读书则可以变其气质。古之精于相法者，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。”通过坚持读书，曾国藩不仅改变了气质，更磨练了他持之以恒的精神，同时也增长了他的才干，懂得不少为人处事的道理，也让他成了一代大儒。三是写家书。据说曾国藩仅在1861年就写了不下253封家书，通过写家书不断训导教育弟弟和子女，在他的言传身教之下，曾家后人人才辈出。 　　口勤 　　曾国藩的“口勤”就是他与人的相处之道。曾国藩认为同僚相处“两虎相斗，胜者也哀”。据说他开始同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关系并不好，咸丰三年，曾国藩在长沙初办团练时，骆秉章压根儿就没把他这位在籍侍郎放在眼里，对曾的工作也不是十分支持。当绿营与团练闹矛盾时，他总是把屁股坐在绿营一边。尤其使曾国藩愤愤不平的是，当靖港兵败，湘军退驻长沙城郊的水陆洲时，骆秉章来到离曾国藩座船仅数十米的码头送客，曾国藩以为他是特意来看望和安慰自己的，内心一阵感激，谁知他送完客人之后转身便走，根本无视曾国藩的存在，并且还同长沙官员一起对他的兵败百般讥讽，幸灾乐祸。尽管如此，曾国藩对骆还是采取曲意忍让的态度，在他为父守孝后第二次出山之时，他特意到骆府拜访，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事似的，态度既谦恭又热情。这使骆秉章大为感动，当场表态，以后湘军有什么困难，我们湖南当倾力相助。曾国藩对同僚是相互规劝，对下属则是再三训导。曾国藩说：“居高位者，尤其不可盛气凌人。当思今日我处顺境，预想他日也会有处逆境之时；今日我以盛气凌人，预想他日亦有以盛气凌我之身，或凌我之子孙。”在曾国藩的耐心训导下，下属与幕僚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。 　　曾国藩的为人处世之道在于“己预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”。正是这种立人、达人的心态，不仅成就了曾国藩，也成就了他的学生，如李鸿章、左宗棠、张之洞、刘铭传、胡林翼等名臣，实现了清末短暂的中兴。 　　心勤 　　曾国藩所说的“心勤”其实就是坚定的意志品质。据说，曾国藩在小时候因为天赋不高，背诵一篇短文都要花不少的时间。有一天晚上，他又在背诵一篇文章，这时候有一个小偷来到他家并潜伏在屋檐下，等待曾国藩睡后偷点东西。于是他就在那儿等呀等，过了好几个时辰，估计天也快要亮了，曾国藩还在背呀背，没有睡的意思。小偷实在是不耐烦了，大怒，跳了出来并走到曾国藩的面前，怒气冲天地说：“你笨到这种程度还读什么书呢？”说完，他便很流利地将这篇文章背诵了一遍，扬长而去。 　　从曾国藩背书也可以看出他那种永不放弃的意志品质，因为曾国藩这种持之以恒的精神，培养了他坚忍不拔的意志。曾国藩后来在平定太平军时“屡败屡战”，就是这种精诚所至的信念在支撑他。 来源：《文史月刊 》  曾国藩的官德 有句俗话是这样说的：做官要学曾国藩，经商要学胡雪岩。景仰曾国藩的人确实很多，毛泽东就是其中一位。毛泽东生平服膺的人并不多，他认为“秦皇汉武，略输文采，唐宗宋祖，稍逊风骚，一代天骄成吉思汗，只识弯弓射大雕”，但他对曾国藩却评价极高，说：“愚于今人，独服曾文正”。蒋介石对曾国藩也是十分佩服，他床头常放两本书，一本是《圣经》，另外一本就是《曾文正公全集》。不光政治家崇拜曾国藩，学者也同样如此，梁启超有篇文章写曾国藩的，题目就叫做《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》，评价绝对高。所以说，曾国藩身上一定有某种东西，是超越了阶级、派别，超越了政治立场的，是有普遍意义的。仔细想来，曾国藩作为晚清中兴名臣，身上确实体现出一些值得今人学习的官德，概言之，曰廉，曰公，曰谦，曰慎。 　　廉洁是为官第一要义。曾国藩立身廉洁，他曾说“做官以不爱钱为本”。要知道，曾国藩早期练湘军、后期办洋务运动，经他手的钱何止百万之巨，果真能做到廉洁奉公吗？事实的确如此。曾国藩生活节俭，一般一餐只吃一菜，所以有“一品宰相”的雅号；在他身后，也并未留下多少遗产给子孙。有一次，他的小儿子曾纪鸿大病一场，连买药的钱都不够了，最后还是左宗棠听说了这件事，慷慨解囊，送去一笔钱。曾国藩曾说“予自三十岁以来，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，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。故私心立誓，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，章明鉴临，予不食言。”如此看来，曾公此言确是掷地有声。 　　公，就是公私分明，处事公正、正直，坚持原则。曾国藩在宦海生涯中能做到公私分明，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对其师穆彰阿的态度。曾国藩初入官场能崭露头角、迅速升迁与穆彰阿的提携是分不开的。但穆彰阿为人并无政治操守，结成穆党，打击清流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曾国藩并没有追随穆彰阿，没有运用手中的公权力作为谢恩的筹码，而是在政治上和他划清界限。但在私人关系上，曾国藩却一生执弟子礼甚恭。特别是后来穆彰阿下台，众叛亲离，曾国藩却一直和穆家保持亲密的关系，甚至穆彰阿死后，曾国藩还对其子孙多有照顾。这正是公私分明的优秀品质。后来，曾国藩在他的家训中探讨过这件事，他说，在对待自己的一些“道不同不相为谋”的上级时，能做到六个字就行，就是“近其人，远其事”，你可以和他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，但是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政治操守，不能因私废公。 　　谦虚是一种气度和胸怀，易经中的谦卦对此有很形象的阐释。谦卦的卦象就是山在地下之象，也就是说有高山的巍峨，但却不以高山自居，愿意自降尊贵，处于大地之下，这样的胸怀就叫做谦，曾国藩做到了这一点。他最初练湘军，是既无权也无钱，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练成的湘军，其战斗力却大大超过国家的正规军八旗和绿营，最终平定太平天国。成就这番事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曾国藩虚怀若谷、礼贤下士的作风和胸怀。他听说彭玉麟是个人才，虽然此人没有一官半职，但是曾国藩不惜降尊纡贵，三次去请，终于得到彭玉麟鼎力相助。曾国藩对自己的幕僚同样也是如此，坚持每天早上和幕僚们一起吃早饭，大家畅所欲言，关系融洽。曾国藩这种礼贤下士的谦虚胸怀，使得幕僚里人才济济。晚清有一句话叫“天下督抚，半出曾幕”，就是说督抚一级的官员，有一半出身于曾国藩的幕僚，可见其网罗人才之盛。所以曾国藩能成为晚清中兴之臣，与他的谦和是分不开的。 　　慎独也是曾国藩的可贵品质。关于慎独，刘少奇曾经有过十分精辟的解读，他在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》的中指出，一个具有高尚思想品德修养的共产党员，“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，无人监督，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，也能够‘慎独’，不做任何坏事。”曾国藩一生在慎独上下足了功夫，他有两个具体措施，一是记日记，在日记中深刻地剖析自己，他的日记就是一部东方的《忏悔录》，其自我纠正、自我超越的魅力与毅力确实很让人震撼。另一个举措就是“静”，每天抽出一段时间来静坐，在身形安静、思虑安定、胸襟安详的时候来反省自己，在宁静中过滤人生的是非。如此，则能常思己过，德行自然也是日日精进。 　　对于曾国藩，后人曾这样评价：“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，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”，不知别人的评价能否得到他的认可，也许他最喜欢的还是他自己的那句“倚天照海花无数，流水高山心自知”，淡得看不懂，浓得化不开。 来源：《商周刊》 古代官员与“身边人” 中国古代各级官员是治理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官员的优劣好坏决定了国家的吏治。同时，与官员有千丝万缕联系的“身边人”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官员的廉洁公正，以及行政职能，甚至于存亡安危。 　　一、历史上很多官员“身边人”常有劣迹 　　所谓官员的“身边人”，它包括官员的直系亲属、官员信任的下属以及与官员有某种关联的其他人等，如远房亲属、师爷、朋友，甚至家中的僮仆、屯丁等。历史上，很多负面事件都与官员“身边人”有关。 　　公元273年的一天，负责吴国首都治安秩序的司市中郎将陈声，抓获一个抢夺百姓财物的人，该人穿着讲究、态度傲慢，一问，才知道是皇妃的手下。光天化日在天子脚下公然抢劫，若不整肃一番，就太不像话了，于是，陈长官处决了抢劫犯。没想到“姬诉于吴主，吴主怒”（《资治通鉴》卷八十），吴主孙皓找了个由头，用热锯子把陈声的头给锯断了，身首分离。 　　梁武帝萧衍的侄儿临贺王萧正德“昵近小人”，纵容手下在吴郡“杀戮无辜，劫盗财物”，在江乘“夺人妻妾，略人子女”，他品德很差，还一度叛投北魏。对皇亲贵族一贯很包容的梁武帝曾经责问他：“难道你狼心不改，尽想干坏事、败坏国家大计才开心吗？”于是，把萧正德罢官、削爵，发配远方。但是，萧正德还没有到达发配地，武帝又赦免了他，还让他当官。侄儿根本就不领情，反而变本加厉，最后豢养了一帮死士勾结侯景于公元548年反叛梁朝，自称皇帝。梁武帝如此姑息皇族，换来的却是亡国的恶果。后来，萧正德也被“朋友”侯景杀害。 　　明朝正统初年，内阁首辅杨士奇的儿子，“居家横暴，乡民甚苦之”。但是，对于这样的官二代，没人敢说话。一个在京为官的同乡叫王抑庵，回家休假时耳闻目睹了杨公子的行径，就把杨公子在家干的坏事都告诉了杨士奇。杨士奇很震惊，找了个机会回老家“考察”儿子。杨公子穿了廉价的鞋子和粗布衣裳，离开家门数百里外来迎接老父亲。杨士奇对自己儿子很满意，认为王抑庵是眼红自己的官运，别有用心，遂与他绝交了。后来，杨公子在老家干的坏事终被乡民们举报到了中央，杨公子被“处以重典”（《四友斋丛说》）。 　　顺治初年，“宣府巡抚李鉴以赤城道朱寿錅贪酷不法，将劾之。”（《清史列传》卷一）“问题官员”朱寿錅找到位高势大的亲王阿济格的亲信绰书泰，请亲王帮他写了条子打招呼，但是，李鉴迟迟不应。阿济格带兵经过宣府的时候，特地召见李鉴，要其释放朱寿錅，李鉴不同意。阿济格就派绰书泰同总兵刘芳名带兵去李鉴的衙门，“硬骨头”李鉴不仅没有释放朱寿錅，还把这事汇报了朝廷，朱寿錅、绰书泰均遭处决。阿济格在胜利班师后，不仅没有升官，反而降为郡王，罚银五千两，这件事即是宣布的罪状之一，众多原因导致阿济格最终被赐死、除爵。 　　官员“身边人”做出不轨之事，这在历史上不胜枚举，甚至太监的“身边人”也祸害百姓，这在封建时代不是偶然事件。 　　二、古代官员如何管束“身边人” 　　古代也有严格管束“身边人”的好例子。汉明帝时期，“馆陶公主（光武帝的女儿，汉明帝的姐姐）为子求郎”，汉明帝不同意，他对大臣们说：“郎官上应列宿，出宰百里，苟非其人，则民受其殃，是以难之。” 　　尚书阎章的妹妹是汉明帝的小老婆“贵人”，而且，阎章自身也很有能力，按照惯例应该晋升，但是“帝为后宫亲属，竟不用”（《资治通鉴》卷四十五）。严格管束自己的亲属，不随意授予官职，史书对汉明帝的评价相当之高：“吏得其人，民乐其业，远近畏服，户口滋殖焉。” 　　公元303年，晋朝荆州刺史刘弘推荐立过战功的皮初担任襄阳太守，朝廷认为皮初资望太浅，建议任命担任过东平太守的夏侯陟为襄阳太守。刘弘不同意，为什么？只有一个原因，夏侯陟是他的女婿。他对同僚以及部属说：“夫治一国者，宜以一国为心，必若亲姻然后可用，则荆州十郡，安得十女婿然后为政哉！”更上奏朝廷：“陟姻亲，旧制不得相监；皮初之勋，宜见酬报。”朝廷只好听从。刘弘不重用自己的女婿，而是重用功臣，传为美谈。那时候的西晋已经大乱，但是荆州，因为刘弘“劝课农桑，宽刑省赋，公私给足，百姓爱悦。”（《资治通鉴》卷八十五），成了一方乐土，许多难民都移民过来。 　　唐文宗太和三年（829年），朝廷一改奢靡之风，提倡节约简朴。一天，驸马韦处仁戴了条漂亮的夹罗头巾去见皇帝，皇帝老丈人对他说：“由于赞赏你家世代门第清高素雅，不尚虚华，所以才把公主嫁给你，这么豪华贵重的头巾，对你不适合啊！”（《续世说》）——驸马从此不敢再穿高档奢华的衣裳。 　　宋代也出现过类似的事情。向传范在宋仁宗时已经担任过地方长官，到宋神宗时期，枢密院要选其为郓州地方长官，谏官杨绘上奏：“郓州领京东西路安抚使，不宜以后族为之”。——因为向传范是皇后的叔叔，杨绘认为从约束外戚的角度来看，不宜让他掌握太多的权力。有官员辩称说这不违反常规。宋神宗说：“得谏官如此言亦甚好，可以止他日妄求者。”（宋叶梦得《石林燕语》）任命向传范担任了重要性较低的潞州地方长官。 　　明英宗时期的名臣王恕，“官至宫保，两袖清风，一尘不染”。家用常常捉襟见肘，王公子成天愁眉苦脸，王大人就悄悄对他说：“儿啊，你大可不必担心家里贫穷，我们家早就藏有很多的财宝，根本不需要揩公家的油！”公子听了后，将信将疑，王大人领公子绕到了屋后，指着一块地说：“此藏金所，有金一窖。”公子眼睛发亮。王大人领了他又绕到另一处说：“此藏银所，有银一窖。”王公子心满意足。王恕去世后，王公子去当年老爷子指的“金窖”“银窖”处挖宝，“向所指处掘之，皆空窖也”。 　　明仁宗的张皇后全力扶助九岁的孙子正统皇帝登基，时时督促其勤奋学习管理国家的经验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史书称张太后“遇外家严”，从不轻易给娘家人升官赏赐，不许他们搞特权，也不许他们接触国家政务大事，当时虽然皇太后权力极大，却没有出现历史上时有的外戚跋扈现象。 　　清康熙二十四年（1685年）十二月，顺天府接了一起旗人四舒、华善等与房山县百姓争夺煤窑的案子，案情不复杂，错在旗人强势。但是，旗人后面的靠山是当时的康亲王，所以，在顺天府丞王维珍审案的公堂之上，王府办差的人根本就没把顺天府放在眼里，带领一帮人大闹公堂。顺天府不敢怠慢，就把这事汇报给了康熙皇帝。康熙指示立即把大闹公堂的几个旗人拘押了起来，并特别批示：“四舒等挟制官司，横肆诟詈，情殊可恶！再加严审治罪，其主一并察议。”办事大臣汇报康熙，这些人是康亲王的手下，意思是提醒皇帝可否高抬贵手。康熙不吃这套：“朕止论事之是非，不论其为何人也。”（《清史列传》卷一）皇帝的话说到这份上，于是，执法部门立即“特事特办”，结果把四舒、华善给处决了，王府其他涉案的办事人员以及管理煤窑的官员都受到相应的处罚，康亲王虽然不知情，也受到罚俸的经济处分。同时，对于不畏豪强、秉公办案的顺天府王府丞，记功一次。 　　康亲王因为没有管束好身边人，使得身边人骄纵违法，因而受到重典严处，自身也受到了处分。而康熙皇帝并没有因为康亲王是自己堂兄曲情庇护、纵容违法，堪称是个头脑清醒的皇帝。 　　三、约束官员“身边人”是个系统工程 　　身在官场，如何管束“身边人”，这是个系统工程，古代有很多值得借鉴的范例。 　　（一）廉洁官员以身作则，成为身边人的表率 　　历史上很多懂得“败由奢侈成由俭”道理的高官都以身作则，告诫子孙不能奢侈浪费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。 　　北魏的司空长孙道生，一生清廉节俭，骑马时用于遮挡尘土的一件熊皮做的障泥，总是洗了再用，破了再缝，多少年都不换新的，亲属也都自觉厉行节约的家风。皇帝派人编写的歌词中说：“智如崔浩，廉若道生。”（《续世说》）——号召全国的干部都要学习崔浩的智慧，学习长孙道生的廉洁作风。 　　卢承庆在唐高宗年间曾任宰相，博学有才干，临终时教育儿子：“我死后穿平常衣服就可以了，不要用牲畜祭奠，坟墓的高度只要能辨认就可以了，不要搞那么高大宽广的。只用棺材，不要再弄个棺外椁，一定要简单；碑文只记载官号和生卒年月，不要写许多漂亮话在上头。”这不仅对亲属们是很好的表率，在号称盛世、生活富足的贞观年间，这样的高级官员俭朴平实，不尚浮华，对于世风也是一种积极倡导。 　　后唐名将李存审，凭着战功，官至宣武节度使，深受皇帝信任，他常对自己儿子们说：“我的家境贫寒，年轻时带剑从军，40年来出生入死，历经艰难困苦才有今天的位置，你们看我全身上下被利箭射中的100多处伤口就知道了。”他边说还拿出箭头给儿子们看，以此来教育后代不要奢侈浪费，要积极进取，勇于吃苦。后来，他的儿子们都成为当时颇有作为的大臣。 　　后周的大臣李昉在朝代更迭后，深得宋太祖、宋太宗的器重，原因是其人品好、为人忠厚朴实。他持家教育后代“家法尤严”，在经济上实行平均配给制，要求在京城当官的子孙，所得薪俸不许私自动用，连同老家庄田的收入一起存放入家族的库房里，再向家族各房平均分配生活津贴。在李昉的管束下，家族团结和睦，深得时人称颂。 　　（二）古代官员对“身边人”的教育抓得很严 　　古代有见识的官员平时就很注重对身边亲属的教育。李晟是唐德宗时期的大将，被称为“万人敌”，虽然行伍出身，却从未忽视对子女的教育。 　　一次，李晟做寿，其女从婆家赶来为父亲庆贺。酒宴中，侍女来汇报说她的婆婆生病了，她自己不回去只是敷衍地派了个人回家照料。李晟知道了，很生气，教育女儿要像对待自己父母一样孝敬公婆。女儿听从父亲的训教，连忙收拾行装赶回去照料婆婆去了。随后，李晟还亲自到女儿家去看望亲家，表达了歉意。 　　李晟不仅是一名成功的官员，他家的家风也非常好，因其曾被封为西平郡王，所以，其家法也被时人称为“西平礼法”，成为历代家教的表率。 　　此外，在唐朝还出了个以治家严谨闻名的“柳氏家法”。“初公绰理家甚严，子弟光禀诫训，言家法者，世称柳氏。”（《旧唐书》）柳公绰对子女们也要求十分严格，经常教育子侄辈们要勤俭节约、尊敬长辈，同时还要求他们尊重府中的各种职员，不要因为职位低而轻视他们。在严谨家风的熏陶下，柳公绰的孙子柳玭写下了《诫子弟书》和《柳氏序训》，以此教育柳家后代。唐代柳公绰与其弟柳公权、其子柳仲郢、其孙柳璧、柳玭等皆至高官，一门显贵。 　　众所周知的“包青天”包拯，也极其重视对子孙的品德教育，常说：“廉者，民之表也；贪者，民之贼也。”包拯还将家训镌刻于石碑，镶在家中墙壁上：“后世子孙仕宦，有犯赃滥者，不得放归本家；亡殁之后，不得葬于大茔之中。不从吾志，非吾子孙。”三十七字，真可谓言之谆谆，用心良苦。 　　古代官员在外做官，常与家人分隔两地，“家信”成为官员教育在老家子弟的一种重要方式。 　　明神宗时的“宰相”沈鲤在京为官，经常写信约束在商丘老家的亲属：在出行上，不许儿子“出入公门，招惹是非”，“拜客只可骑马，不可乘车”；在产业上，要求自家减少田亩，不要多积财货，不要购置太多的房产田地，“使身终之日，留下争端，自取辱名”；在衣着上，要求家人子弟“衣服勿太华美，器用宁可欠缺”。他还经常写信提醒亲属“秋夏粮及早上纳，多加与些火耗，各庄上人，常约束他，莫要生事”（清王士禛《池北偶谈》）。他不仅要求家人要遵纪守法，还要做善事：每年做一百件棉袄施舍给穷人，对于亲戚中的穷苦者、孤寡者，经常接济等等。沈鲤为人正直，为官清正，被推崇为一代贤相。 　　清朝雍、乾时期的陈宏谋官至东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，曾写过一副对联：“惜食惜衣岂为惜财原惜福，求名求利但须求己莫求人。”（清代姚元之《竹叶亭杂记》）以之教育家人要珍惜劳动所得，不要铺张浪费，要自力更生地创造财富。 　　（三）历史上很多高官要求子孙必须认真读书 　　读书历来受到古代士大夫的推崇。明代王洪洲在其家训中说：“子孙才分有限，无如之何。然不可不使读书。贫则训蒙以给衣食，但书种不绝可矣。”可见，在士大夫们眼中，读书比奢华的衣食更重要。 　　顺治年间的户部尚书梁清标教育子弟“家法醇谨”，要求子弟们即使是走路的姿势、进退的方式都必须符合礼仪。而且，除了当时视为正规学问的理学著作和有关经世济民的书籍之外，小说、野史之类的杂书一律不许阅读。　  晚清名臣曾国藩非常重视对于儿孙辈们的教育。这在咸丰六年九月二十九日，他写给九岁的儿子曾纪鸿的信中即可见一斑，信中写道：“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，余不愿为大官，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。勤俭自持，习劳习苦，可以处乐，可以处约。此君子也。”（《曾国藩家书》）教育儿子要成为君子，这样的期许较之一般的俭朴教育显得境界更高。后又谆谆教诲：“凡仕宦之家，由俭入奢易，由奢返俭难。”这些是讲道理。而后，直接教育儿子如何做：“尔年尚幼，切不可贪爱奢华，不可惯习懒惰……尔读书写字不可间断，早晨要早起……尔宜举止端庄，言不妄发，则入德之基也。”通观曾国藩的一生，他的言传身教对于此后曾氏家族的儿孙成才，以及可持续发展都打下了扎实基础，值得今人反省、借鉴。 　　古代，理想人生模式是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。其中，“修身”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，“齐家”是家庭教育所要达到的理想目标。官员的一言一行，对国家、对社会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。正因如此，官员的教子之道便会成为人们教育子女的重要参考模式。 　　（四）古代也出台一些官方措施约束官员“身边人” 　　管束官员“身边人”关乎国家吏治，深为历史上的明君所重视，尤其以明太祖较突出。 　　明朝开国初年，很多功臣家的僮仆倚仗主人的权势，横行霸道，朱元璋知道了，他召集徐达等人说道：“尔等从我，起身艰难，虽成此功，非旦夕所致。比闻尔等所畜家僮，乃有恃势骄恣逾越礼法，此不可不治也。小人无忌，不早惩治之，他日或生衅隙，岂不为其所累？如治病，当急去其根，若隐忍姑息，终为身害。”（《典故纪闻》卷一）朱元璋认为要治理功勋大臣家僮的劣迹，必须“急去其根”，实际上，朱元璋是要警诫大臣们，杀鸡儆猴。 　　洪武九年（1376年）秋八月，朝廷下发文件：“凡在官者，其族属有丽于法，听其解职归乡里。”（《戒庵老人漫笔》卷一）意思是，现任官员，只要本族亲属中有违法犯罪的事情，那么，该官员必须自动辞职回家。作为一种官方制度，这对于防止官员亲属倚仗官势违法犯罪是有一定的裨益，但是，这种形同“连坐法”的预防措施也有很多弊端，当时，即有官员在千里之外，好好为官，且颇有政声，但却因为老家本族有人违犯了法律，而被解职回家的。 　　朱元璋还对自己“身边人”宦官定了很多规矩，不许宦官干预朝政，立了块三尺高的铁牌在宫中，上面刻着一行字：“内臣不得干预政事，预者斩。”在当时，“有内使以久事内廷，从容言及政事者，太祖即日斥遣还乡，命终身不齿。”并且告谕群臣：“自古贤明之君，凡有谋焉，必与公卿大夫谋诸朝廷而断之于己，未闻近习嬖幸之人得与谋者。”（《典故纪闻》卷三） 　　虽然，在古代官场不乏一些廉洁官员以身作则、重视教育、严格管束“身边人”，甚至以一些制度来约束身边人的好典范。但是，古代历史上官员“身边人”的劣迹还是频出，必须有个能把权力关在笼子里的相对完善的制度，不容特权存在，才能制止歪风邪气，实现吏治的清明。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来源：《文史天地》 古代官员如何教育官二代 封建时代，皇帝是最大的官。《续世说》载，唐文宗太和三年（829年），朝廷一改官场奢靡之风，提倡节约简朴。一天，唐文宗的女婿韦处仁戴着条漂亮高档的夹罗头巾来见他，皇帝老丈人说：“由于赞赏你家世代门第清高素雅，不尚虚华，所以才把公主嫁给你，像这么豪华贵重的头巾，不适合你啊！”驸马从此不敢再用高档奢华的衣饰，转而将精力放在学业上。 　　后唐名将李存审凭着战功，官至宣武节度使，深得皇帝信任。他常对儿孙说：“我家境贫寒，年轻时带剑从军，40年来出生入死，历经艰难困苦才到今天的位置，你们看我全身上下的一百多处伤口就知道了。”边说还会边拿出箭头给儿孙们看，以教育他们不要奢侈浪费，要学会进取、吃苦。后来，他的儿辈们都成为颇有作为的大臣。 　　中国古代的官员，自古就有立家训的传统。明代王洪洲就在其《家训》中谆谆教导曰：“子孙才分有限，无如之何，然不可不使读书。贫则训蒙以给衣食，但书种不绝可矣。”在古代士大夫看来，读书比奢华的衣食更重要。 　　清代王晫在《今世说》记载，顺治年间的户部尚书梁清标教育子弟家法醇谨，要求子弟们即使是走路的姿势、进退的方式都必须符合礼仪，并且严格规定，除了当时视为正统学问的理学著作和有关经世济民的书籍之外，小说、野史之类的杂书一律不许阅读。可见其对子孙们读书的重视程度。 　　古代官员在外做官，囿于公务以及交通不便，长期回不了家，没有如今发达的通讯工具，与家人联系只能依靠家信，所以，古代官员的家书也成为教育其在老家子弟的一种重要形式。 　　清代王士祯的《池北偶谈》记载，明神宗时的礼部尚书沈鲤在京为官，常写信给商丘老家的儿辈，对他们的约束极其严格：出行上，不许儿辈“出入公门，招惹是非”，“拜客只可骑马，不可乘车”；衣着上，要求家人子弟“衣服勿太华美，器用宁可欠缺”；产业上，要求自家减少田亩，不要多积财货，不要购置太多的房产田地等等。并且，他还经常写信提醒儿辈“秋夏粮及早上纳，多加与些火耗，各庄上人，常约束他，莫要生事”。显然这是要家人遵纪守法。 　　此外，沈大人还要求儿辈多做善事：每年冬天做一百件棉袄施舍给穷人，对于亲戚中的穷苦者、孤寡者，也要经常接济等等。他在家书中教育儿辈：“大抵盛极则衰，月满则亏，日中则昃，一定之理。惟有自处退步，不张气焰，不过享用，不作威福，虽处盛时，可以保守。”历史上的沈鲤为人正直，为官清正，被推崇为贤臣。 　　清代姚元之《竹叶亭杂记》载，官至吏部尚书、工部尚书的陈宏谋，在清代广西籍官员中职位最高，任官时间最长（48年），历经省份最多（12省），政绩卓著，在民间影响很大，同时也是一位学识渊博、著述甚丰的学者。他曾写过一副对联：“惜食惜衣非为惜财缘惜福；求名求利但须求己莫求人。”教育子孙后代要珍惜劳动所得，不要铺张浪费，要自力更生不要依赖他人。 　　虽然很多高官处心积虑地教育约束后代，然而，官二代举动出格的例子在历史上比比皆是。可见，古往今来，教育好后代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尤其是官宦之家。 来源：《晚报文萃•真情版》